向先生曾经将自己的藏品送到中陶古艺术鉴定技术开发中心作过检测，其检测结果有明确的结论。但是他却将这个有明确结论的检测结果藏而不露，只对媒体和外人展示国家博物馆的检测报告。

　　记者：藏友们在收藏瓷器时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杨静荣：以上两种鉴定手段是现在世界上通行的鉴定陶瓷的方法，传统鉴定和科技检测相结合，可以保证失误率降到最低点。无论使用哪种方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鉴定传世器物时，谁也不会先听器物的持有者讲述器物的来龙去脉。其来龙去脉应该有确切的凭证，单纯的讲述不足为凭。如器物的持有者讲述自己的器物流传有序，在文革中曾经抄家后又落实政策退回，应该提供贴在器物上的登记标签或退回的凭证。如果没有这些证据，我们只能姑妄听之。其实越是离奇的故事，漏洞越多。现在“杀猪”（编者按：景德镇方言，指卖仿古瓷的人）高手在出售赝品时，均会杜撰一个动人离奇的故事。仔细推敲其中的漏洞，不用看实物，也可以辨别真伪。

　　记者：您对向家林先生80多件定瓷的来历和其藏品本身有什么看法吗？

　　杨静荣：向先生自述的器物来历和藏品本身就有经不住推敲明显不符合历史的硬伤，我只简单地讲3点。

　　1、民间拥有80多件定窑瓷器，即使在解放前也是不可能的。来源何处？除非是把故宫盗了，清帝逊位后，溥仪是故宫最大的文物盗窃犯，但是他也是偷偷摸摸干的，字画便于携带，所以溥仪盗运出宫的主要是字画。

　　2、向先生自述是其岳父赞助了别人8块大洋，得到回报，赠以80多件定窑瓷器。拥有80多件定窑瓷器的收藏家，决不是一般的收藏家，民国时期，一件定窑刻花大碗拿到琉璃厂即使便宜出手，也可以卖到1000大洋。送一件就可以回报了，为什么要送80多件，除非那个收藏家神经出了毛病。

　　3、关于绿定的误区，在历史文献中，定窑有黑定和紫定品种，仿当时流行的漆器。明初《格古要论》记载，黑定和紫定瓷器因为稀少，故市场销售价格高于白定。解放后故宫博物院派专家到曲阳调查定窑窑址时，曾采集到铜绿釉刻龙纹瓷片。采集人是冯先铭先生，先生在世时，我曾经请教采集情况。先生说是在窑址附近的小河沟中采集到的，如果上面没有龙纹，他也不敢确认。在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中，作为学术观点，冯先生提出了“绿定”之说。

　　我曾经仔细观察“绿定”瓷片，白瓷胎，应该是高温烧成，温度在1200摄氏度以上，外罩铜绿釉。河北省考古工作队第一次发掘定窑窑址，没有发现相同的资料。故宫的专家于上个世纪80年代多次去窑址考察，也希望发现更多的“绿定”资料，但是仍然是一无所获。后来河北省考古工作队又正式发掘两次，只发现低温绿釉陶器资料。与冯先铭先生采集的“绿定”资料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低温绿釉陶器并不稀奇，宋代南北方窑址多有烧造。而达到1200摄氏度以上的绿釉瓷器，只有广西容县窑烧造，虽然广西容县窑的瓷器也是白胎，但是与定窑白胎终有区别，不如定窑白胎洁白细腻。时至今日，“绿定”资料只有冯先铭先生当年采集到的3块瓷片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资料库中，而完整的实物，至今没有发现一件。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绿定”的问题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学术之谜。在学术界这是个尽人皆知的常识问题。陈文增先生回避谈论“绿定”问题，正是因为不愿意在不懂定窑的人面前，再谈论在学术界尽人皆知的常识问题。就好像有人在谈论篮球，提出为什么不给每个场上的运动员发一个篮球，以避免大家争抢同一个篮球，像这样的人，球迷们还会与他再谈论篮球吗？可能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在收藏界对“绿定”却炒得非常火热，其手段有两种，一是偷梁换柱，将低温绿釉陶器说成“绿定”，价格自然不菲了。另一种手法是仿制，在仿制定窑瓷器上烧铜绿釉，冒充“绿定”以售其奸。凡是自称发现“绿定”的收藏者，基本都是这两种情况。所以妄谈“绿定”者，肯定是对陶瓷历史缺乏应有的常识，就像许多数学爱好者一样，连基础数学都没有学好，却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白白耗去许多精力和宝贵的时间。

　　以上3点均是明显的硬伤，行内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记者：作为藏界权威专家，您在2006年1月10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的《古瓷之争》节目和今年3月26日至28日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三集专题片《古瓷惊奇》中，对向家林先生所藏的定瓷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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