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粗料细作。就原料的开采情况来看，有的窑场能开采到精细优质的原料，如景德镇的湖田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大多数民窑就地取材，开采的原料不会很精细。但工匠通过顽强的劳动，粗料细作，生产出美观实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用当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种）作原料，它能学习定窑生产出一些细白瓷，但大多数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酱釉瓷和低温釉陶，广泛施化妆土，以划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绘、釉下彩绘、绿斑、褐斑、黑釉酱斑、白釉划花、黑釉划花、酱油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创造了许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用精细如绣花针一样的工具线刻花纹；有在白釉层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带釉的花纹部分和胎体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洁白化壮土层，使主题花纹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写心，不为物障"。

　　第三，激情满怀的书画艺术。民窑工匠可以自由地在瓷器上绘画写字，最突出的是磁州窑，用黑彩在白瓷胎体上画画写字。这些书画艺术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相比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但有它的特色。由于工匠们平静单纯，生活根底扎实，视野比较宽阔，在瓷器上画的画，定的字都纯朴、浑厚，没有无病呻吟的病态。以绘画为例，题材广泛，有作边饰或辅助花纹的回纹、几何线条、波浪纹、卷枝蔓草等。作主题花纹的主要有牡丹、月季、菊花和闲花野草、游龙飞凰、禽鸟野兽、山林中的小雀、花塘溪流中的鸭鹅和游鱼等。绘画从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小景，到气势恢宏的高山瀑布，从农家茅舍到市井小民，从神仙故事到严肃的历史题材，这些紧贴人民生活的通俗的艺术领域是民窑的优势。

　　1970年河南省镇平县出土一件白瓷黑花梅瓶高49厘米，小口细颈，丰肩长腹，中腹饱满，下腹瘦长；胎施洁白化妆土，肩和上腹以黑彩绘锦土纹，衬以白色卷枝花；中下腹以黑彩绘茁壮的牡丹和多姿的莲瓣，上罩白釉，花纹壮实生动，与胎釉对比鲜明。挺拔高挑的造型结构，对比鲜明的花纹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说起梅瓶人们可以想象，在黄土高原，黄澄澄的大路从脚下延伸至遥远，广袤的大地点缀着村镇茅舍、酒肆小店。勤劳的人民祥和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劳动，丰收之后他们也会置身酒店，村姑为他们抱出一瓶美酒，瓶就是磁州窑的梅瓶，抱瓶的姑娘健壮的体魄，红润的面孔，高高的胸脯，明亮的眼眸闪灼出青春的光彩。酒美、人美、瓶也美，让人陶醉，诗人情不自禁的写诗称赞："欲把梅瓶比西子，横竖刚柔总相宜"。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虎形枕，是山西地区金代磁州窑产品。枕塑成一个老虎形状，虎眼圆睁，竖耳，卷尾伏卧，满身用黑彩绘虎皮纹。在白色枕面上作画，开阔水面飘浮一物，上立一长尾鸟，天空双雁高飞，枕底墨书"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二十日"铭。磁州窑在元代还在继续发展，生产大量优秀之作。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横宽40.5厘米的长方形枕，主题花纹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图，唐僧师徒四人在山道中艰难行进。枕面四角绘折枝菊花，前壁绘黑竹，后壁绘猛虎，两端绘牡丹图案，枕底楷书"古相张家造"铭记。唐僧取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僧人幺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取经，历尽艰苦，费时七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取回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字）佛经回长安。

    回国以后，奉旨主持佛经翻译，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慧立、彦宗又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容为西域及佛教发源地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都充满神异的色彩，二是唐宋以来民间有许多故事，神话广为流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明朝吴承恩汇集这些传说写成《西游记》影响极为深远。这件瓷枕对研究这部文学名著的成书过程有重要价值。明朝中后期景德镇生产大量的青花瓷器，不但内容极为广泛，而且画得诗意盎然。很多画面抽象、夸张、大写意，往往是工匠激情满怀一挥而就，真的达到绘画艺术追求的"无迹可寻，然后入神"的境界。

　　千百年来，不管是官窑还是私窑都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绘上了浓重的一笔，体现了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表现出中国古代人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作为一种陶瓷文化，伴随着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传播，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深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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