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出版界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易中天品三国、阎崇年讲清史、于丹谈论语遭大众疯狂追捧：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课堂座无虚席，书店签售排队蜿蜒成龙。是他们讲得好？那是当然。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极度渴求。
 
   　一

　　实际上，当前的“国学热”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国内一些高校曾开设国学班，相对有影响的是1994年开始历经7年的北大“文史哲综合试验班”，但那时候的“国学”，更多情况下只是一种少数人参与的研究。跨入新世纪后，“国学热”蔓延，先是“蒙学教育”，一些幼儿园和学前班开设了“经典诵读班”，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华文化经典读本”。

　　民间的“经典诵读活动”正方兴未艾，教育界也以高昂的姿态介入。200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北大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国学“老板班”开班、中国国学俱乐部正式开张，成为新的话题。与此同时，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也接踵而至：2005年7月，国家宣布将在海外成立100所孔子学院；9月28日，曲阜市政府主持公祭孔子诞辰大典；10月22日，甲申年重阳炎帝陵祭祖大典在株洲炎陵县炎帝陵举行。2006年9月13日，六部委联合发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放在了突出位置。

　　在当前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民众对于中华传统经典读物趋之若鹜的背景下，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应该说选对了时机，顺应了民意。

　　二

　　古籍一般是指编纂、写印于1912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书籍。珍贵古籍又称为善本，主要指具有较高文物价值、资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籍。古籍材料从甲骨、石头、竹木、绵帛到后来的纸张，其装订形式也从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而至后来普遍流行的线装。留存至今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传世，即通过历朝公私收藏，代代相传至今；一是考古发现，即通过考古发掘，使深埋于地下的古代文献重见天日。

　　20世纪初中国古代文献有六大发现：一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三是敦煌、新疆汉晋简牍文书的发现；四是北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五是居延汉简的发现；六是黑城文书档案。这些古代文献的发现学术价值极高，比如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商代的历史；敦煌藏经洞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使敦煌学内容丰富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敦煌和新疆（楼兰）汉晋屯戍简牍档案以及居延汉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

　　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考古工作迈上全面展开的新台阶，地下文物纷纷出土面世，尤其是70年代以来，不断有大量的甲骨、石片盟书、骨签、简牍、封泥、帛书、纸质文书、碑石、墓志、题记刻石等资料出土，与战国诸子哲学思想史有关的包山楚简、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与秦汉史有关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以及近年发现的湘西龙山里耶古井秦简等都轰动一时，有与魏晋隋唐史有关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大量的墓志碑刻等，还有与边疆史地有关的楼兰尼雅简牍、罗布淖尔汉简、新疆各地的佉卢文简牍等，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

　　随着新发现的不断增多，对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也陆续开展起来。大体上讲，新疆尼雅、楼兰的汉晋简牍文书主要见之于斯坦因、黄文弼的考古报告。汇集吐鲁番、高昌唐代纸文书的《吐鲁番出土文书》90年代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斯坦因等人发现的材料，大体上可以从王国维《流沙坠简》和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得知。

　　居延汉简，有劳幹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4册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2册（皆为四川南溪石印本，其后考释之部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5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和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居延汉简甲编》以及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乙编》，包括了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1998年5月史语所出版《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以前未收的简牍。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至此已全部整理出版完毕。1972年至1982年居延发现的汉简，发表于1990年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和1994年12月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一书中，收录破城子、第四燧等地出土汉简7933枚，而同时发掘的肩水金关出土的简牍11000多枚，至今尚未出版。

　　敦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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