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冤茔长青”那里，也埋葬着彭的五哥，澄海中学的一位校长，文革中批斗致死。个人的痛苦回忆、对五哥的感伤及当时青绿山野上的处处坟茔，使彭启安萌生了一种志愿：一定要为文革立一根耻辱碑。后来，彭还曾借用著名诗人熊鉴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动因：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听个别遗老讲“文革”故事视为天方夜谭一笑置之，要给他们留下一个警醒之地。

从1983年到1993年，彭启安做了两届汕头市的常务副市长，主管交通、电信等事项。他主持建设了包括有名的汕头海湾大桥在内的交通项目，并在退休之后的五年间，他以正厅级的“政府顾问”的头衔继续为汕头市政府工作。

在思安塔内的墙壁上，刻有汕头各单位及民间为塔园建设捐款的详细记录。第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款项是“汕头市政府拨捐60万元”。彭承认，这是塔园建设的“基本金”，以后的资金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滚动运作的，没有这笔钱很难想像会有现在的塔园13景。彭同时坦率地说明，这60万元是他在做政府顾问时拨付的市长基金，当时他完全有权自主决定这笔钱的投向。

彭启安的官员背景及其在原管辖领域的影响显然为资金的募集提供了旁人所无法比拟的便利。捐款记录上可见：汕头电力工业局30万元，汕头交通委员会30万元，汕头电信局30万元，汕头汽车运输公司30万元，汕头公路局15万元，汕头海湾大桥有限公司10万元，澄海电力局10万元……

但彭仍以“酸甜苦辣”来描述募集过程，“脸皮都磨厚了。”在向原籍为潮州的李嘉诚募捐时，第一封信发出，对方称“没有考虑这个项目”，彭又写了第二封信，大意为，李先生有济世之心，办医院、盖民房，但办文革纪念地以警示后人，亦是治病救人，善莫大焉！不久，李嘉诚基金会给他打来电话，为塔园捐款30万元。

汕头一家专事筑路及房地产开发的私营企业老板邱诗庆第一次为塔园捐了45万元，后又捐了20万元。邱回忆说，当时看到“彭市长”（汕头很多人仍这样称呼他）为找钱跑来跑去很辛苦、很为难，自己就带了个头捐了钱。邱诗庆对彭有着很高的评价，说他在位时为人很好，廉政，做事执著认真，实事求是。“汕头很多人心里是敬重他的。他开了口，都会给他一个面子。”邱还说，当时他并不知道捐钱是要建塔园，以为只是给塔山建一座塔。“我内心里是痛恨文革的，它使我那时没有书读。”

尽管对文革的否定态度是一致的，但对于塔园的建设及捐助则呈现出游移和某种畏惧。“中央对文革早已有定论，但很多人怕，怕捐款影响他们的仕途和生意。”彭启安说，塔园建在澄海，但澄海人捐款是最少的，就是因为澄海的某些官员反对这件事。

1997年上半年，“碑廊铭史”开工建设。不久，澄海区一位领导要求他不要再搞纪念文革性质的东西了。

彭启安介绍说，这位领导提出“痛疤不要再揭”，一揭又要血淋淋，而且有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彭丝毫不让：正因为是痛疤，才不应忘记。建设塔园不但不引发动乱，它的教育意义只会促进安定团结。

后来，澄海方面向汕头方面打了一个报告，意谓一些老同志执意搞文革纪念地，认为有问题，但又说服不了他们，请上级定夺。彭启安一直等着上级找他谈话，但后来的情势是没有人说“好”也没有人说“不好”。彭将之视为一种默认。于是，思安塔、明镜台、警钟长鸣等景点逐渐建成。塔园大体格局奠定。

对于官方的这种顾虑，彭其实是能理解的。塔园的一则宣传材料或许有助于理解官方的这种心态：父母做错事，父母还是父母，再公开责错，有损尊严。

由于彭启安的官员背景，他与当政者的关系显得极其微妙。在塔园建设委员会，有一个厚厚的联系簿，上面除了各地的文化界名人及老同志外，还有相当多的在职官员。工作人员介绍，塔园的每一个动态都会以信函的形式发送给他们。另据了解，还有一些官员悄悄地到塔园来参观。

不只是官员回避，老同志在支持的同时，也表示出对风险的担忧。但彭直言他没有什么好怕的，“文革期间我就上了一次枪毙人员名单，临刑前被划掉了，我已经多活了30年了。”他说建设文革纪念地的目的只有一个：以史为鉴，警醒后人。

塔园有着浓重的彭启安的个人色彩。比如“明镜史鉴”景点的10本石书上镌刻的内容还是他来选定的。他很欣赏王艾平在《特殊监狱里》的一段话，遂专门刻录下来：可我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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