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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產生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危害

    2019年12月05日 09:41:46
    來源: 《史學理論研究》 作者: 夏春濤

      一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歷史虛無主義在新中國興風作浪,是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情況。作為一種錯誤思潮,它屢遭批駁,聲名狼藉,但一直沒有歸于沉寂,仍不時掀起波瀾,混淆視聽,擾亂人心。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產生與發展絕非偶然,與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有著緊密關聯。

      從世情的變化看,蘇東劇變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驟然陷入低谷。西方世界因“不戰而勝”而洋洋自得,有人甚至拋出“歷史終結論”。中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必然樹大招風。基于國體與意識形態的本質區別,美國等西方國家繼續不遺余力地對中國實施“西化”戰略,企圖使中國改旗易幟,上演“和平演變”這一幕。中國堅定不移走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綜合國力不斷提升,改變了舊的世界格局和力量對比。西方勢力心有不甘,以致冷戰思維抬頭,處心積慮地遏制中國,蓄意給中國制造麻煩,在意識形態領域加緊滲透、在傳播歷史虛無主義言論上做幕后推手,便是其手段之一。

      從國情的變化看,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力度不斷加大,不可避免地會與西方思想文化產生交流碰撞。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國內逐漸出現四個多樣化,即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形式的多樣化;隨之伴生出其他顯著變化,例如“80后”“90后”年輕人主要在體制外就業,宣傳思想工作對他(她)們的覆蓋與影響相對有限。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日趨增強,用一元化指導思想統領多樣化社會思潮的難度增大。隨著信息化迅猛發展,互聯網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平臺,微信、微博等迅速普及。與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具有一些新特點,諸如可以第一時間發聲,信息傳播異常迅疾;新媒體也是自媒體,人人可以隨時隨地發聲,且身份隱秘;網友可以實時互動,圍繞同一個話題各抒己見。這客觀上進一步加大了遏制噪音雜音的難度。

      從黨情的變化看,中國共產黨面臨“四大考驗”(即在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方面的考驗),須規避“四種危險”(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同時黨員總數及青年黨員人數持續增加,管黨治黨的壓力有增無減,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形勢十分復雜嚴峻。中國共產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高度重視自身建設,執政成績出色。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管黨治黨客觀上存在寬松軟的一面,黨內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未能得到有效治理,以致在某些地方或部門出現“塌方式腐敗”“系統性腐敗”和“家族式腐敗”。有人欲借此發泄對現實的不滿情緒,但又不敢公然否定寫入憲法、作為我們立國之本的四項基本原則,于是便借歷史這杯陳酒來澆胸中塊壘,含沙射影轉彎抹角地攻擊和否定黨的領導。而有些官員面對錯誤言論態度曖昧,不當戰士當紳士,搞愛惜羽毛那一套,反擊不力。

      概括地說,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產生與發展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西方遏制中國發展的態度不會改變,世情、國情、黨情還會繼續發生變化,各種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仍會存在甚至增加。因此,我們與歷史虛無主義的交鋒將是長期的。

      二

      歷史虛無主義言論林林總總,在不同時期挑起的話題不盡相同,但其主要特征總體上并無變化,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從談論話題看,主要集中在中國近代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共黨史,其特點是否定唯物史觀,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對相關歷史作錯誤解讀,提出顛覆性結論,把原本輪廓清晰、主線明確的歷史虛無化模糊化。

      (二)從人員構成看,談論者大多是學術圈子之外的人;即便屬于學術界,也以非歷史專業的學者居多。在談及歷史時往往以點帶面、以偏概全,甚至信口開河。歷史學是一門嚴謹的學問,以求真求實為第一要務,大凡受過嚴格訓練的專業學者,無不重視爬梳史料、考訂史實,言必有據,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通常不會講出那些不靠譜不著調的話。

      (三)從言論實質看,表面上在談論歷史,實際上關注的是現實;貌似學術話題,落腳點卻是現實政治,純屬借題發揮、指桑罵槐。其形式以短論、雜談居多,而不是正規的論文或專著,與學術研究根本不沾邊,幾乎談不上什么學術性。

      (四)從傳播途徑看,起初為報刊、講壇、沙龍,后來讓位互聯網,微信、微博、博客、貼吧、論壇等成為主要平臺。網絡空間的虛擬性、網民身份的隱匿性,使一些人在言談時無所顧忌。其相同點是言語偏激,通常語出驚人,乍一發表便引起圍觀,眾人七嘴八舌,迅速形成輿論場。

      以中國近代史為例,在香港回歸前夕,有人妄言,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香港被殖民一百多年才有今天的繁榮,以中國之大,至少要被殖民300年。為近代中國沒有從半殖民地淪落為殖民地大呼遺憾,這是哪門子邏輯還有人談到具體細節,說近代開辟租界是中方主動提出的,不少中國人對租界印象不錯云云。血腥罪惡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竟然被描述成田園詩般溫情脈脈的西方文明輸入史。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對“西方中心論”的反思,西方學界興起全球史研究。這對國內的晚清史研究產生影響,有助于我們拓寬研究視野,但仍須加以辨析。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融入全球化、走向現代化是大勢所趨,愿景很誘人,但過程很曲折,代價巨大。譬如,中國國門是在清道光年間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的,中國融入全球化是被迫、被動的,是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淵的令人痛徹心扉的過程。從世界范圍看,血腥的海外殖民掠奪、可恥的販賣黑奴勾當,乃至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哪一幕不是罪惡昭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全球化絕非單純的文明輸出,并不光彩。

      評說歷史必然涉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史學界過去在人物研究上存在臉譜化、簡單化偏向,對正面人物一味美化,對反面人物大肆口誅筆伐,說了不少過頭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史學界努力肅清極“左”思潮影響,做了大量糾偏的工作。然而,有人卻揪住過去“左”的觀點不放,以“還原歷史真相”的名義大搞“翻案”,拋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大談抽象的人性,明顯矯枉過正。全盤否定洪秀全、一味贊美曾國藩便是一例。南方某中文系教授在2000年出版散文集《太平雜說》,斥責洪秀全因科場失意才萌生造反之意,是“野心家”“邪教主”“暴君”“淫棍”“有輕度精神病的準皇帝”;痛斥太平天國是“‘洪’水滔天,鬼魅橫行,蛇鼠襲人,萬家墨面,文化蕩然”;認為“將洪秀全這個暴君和邪教主送進墳墓,給太平軍造反畫上句號,從根本上說,是曾國藩對中國的重大貢獻”。照此說法,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第二塊浮雕“金田起義”就該被鏟毀。這將會造成怎樣的震動和思想混亂?事實上,金田起義的根源在于吏治腐敗、官逼民反,其正義性不容否定。就連主持廣西戰事的清欽差大臣賽尚阿也承認:“州縣各官,膽大貪婪,任聽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終無了期,往往鋌而走險。……粵西之匪蓄謀已非一日,緣大吏因循、州縣逼迫所致”。至于“邪教”,原本是個政治概念———宗教有雅俗之別、門戶之爭,但沒有正邪之分。歷史上流行于下層社會的民間宗教也是宗教,采用秘密結社形式,在教義、社會功能上瑕瑜互見,因被官府視為威脅統治的異己力量和異端邪說,故被貶斥為“邪教”。中國歷史上的舊式農民起義幾乎無一不以宗教形式起事。奉曾國藩之意編纂的《賊情匯纂》便指斥太平天國宗教是“邪教”,聲稱“從來叛逆多借邪教倡亂,而粵匪為尤甚也”。倘若照此定性,中國歷代農民起義就都被否定了,我們總不能與殘民以逞的封建專制統治者坐在一條板凳上吧?再如,袁世凱復辟帝制是倒行逆施、神人共憤之舉,而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的編劇在回答網友提問時,稱袁世凱是他個人特別喜歡的一個人物,贊許袁氏“是一個大才”,對“竊國大盜”說不以為然,認為“竊國”二字用得不科學,“怎么能把國家給偷了呢”?這實在令人無語。晚清維新思想家譚嗣同在其所著《仁學》中精辟指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這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近些年社會上出現的“民國熱”也有類似偏向。網絡上津津樂道民國時期大學教授、社會名流的所謂“自由風范”“獨立精神”“風骨”,稱為“民國范兒”。有個段子被添枝加葉反復炒作,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學潮與蔣介石發生言語乃至肢體沖突,在挨了耳光后反踢蔣介石腹部,最終只是換個地方教書。某網站刊發文章,標題赫然為“蔣介石為什么對學者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蔣介石政權血腥的白色恐怖與特務政治,包括暗殺李公樸、聞一多教授的暴行,居然在輕描淡寫間被一筆勾銷,而“禮賢下士”“延攬人才”的光環卻被無休止放大。有人甚至一本正經地發問:1949年之后,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學術大師?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民國時期特別是“十年黃金期”的社會發展成績同樣被片面夸大。論者對官僚買辦資本戕害、擠壓民族企業的事實閉口不提,卻將1927年至1937年一些民族資本家致力于實業救國、在夾縫中謀發展所取得的業績一股腦兒歸功于南京國民政府。如果民國果真這么好,那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立新中國的依據和意義何在?難怪有人說革命是“多余”的,渲染革命的所謂“破壞性”,要“告別革命”。這難道是對歷史的正確解讀嗎?

      革命與改良之爭是清末民初的老話題,本無新意,況且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上,歷史早已給出正確答案。圍繞如何使中國擺脫積弱積貧之困境,當時的知識界和各種政治力量提出了不同方案。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鄉村建設等改良方案具有積極意義,但終究屬于補苴罅漏,只看到病象、不觸及病根。1930年4月,胡適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發表《我們走哪條路》一文,提出“五鬼鬧中華”說,認為“要鏟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只有用教育才能將之消滅。此說當時就遭人詬病。陶行知揶揄胡適,說他將帝國主義之侵略武斷地一筆勾銷,“捉著五個小鬼,放走了一個大妖精”,可謂一針見血。在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論戰中,中共領導下的左翼學者在《新思潮》雜志刊文,正確指出中國現階段既不是封建社會,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很顯然,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狀,必須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當時只有中國共產黨看清這一歷史邏輯,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并為之不懈奮斗。在獄中寫就的《可愛的中國》中,方志敏把祖國喻為“生育我們的母親”,譴責帝國主義踐踏中國主權、欺侮中國人民的種種罪行,為江山破碎、國蔽民窮而痛心疾首,指出欲求民族之獨立解放,決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濟事,必須進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把帝國主義打出中國去,“這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也是我們救母親的唯一方法”;堅信中華民族必能從戰斗中獲救、有個光明前途,堅信“中國的面貌將會被我們改造一新”。“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歷史證明,中國革命是時勢逼出來的正確選擇、首要選擇,不是可有可無,不是說“告別”就可以告別的,這個歷史過程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

      再以抗日戰爭史為例,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中國抗戰之局面。有人卻大談正面戰場,輕視或無視敵后戰場,無視敵后戰場后來逐漸成為中國人民抗戰的主戰場,無視中國共產黨在這場全民族抗戰中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屬于當代史,更加敏感。有人將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或者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顯然是錯誤的。這兩段歷史固然有重大區別,但本質上是前后銜接、不可分割的,共同構成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沿著社會主義道路接續探索奮斗、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歷史。在早期探索中,我們因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的蔓延而走過彎路,經歷了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那樣的嚴重曲折;同時也取得偉大建設成就,在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成功研制作為大國標志的“兩彈一星”;外交工作也有重大建樹,突出體現在我國于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次年促成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所有這一切,為后來的新探索創造了有利條件,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物質基礎和理論準備———正是通過深刻總結歷史、審時度勢,中國共產黨深知老路、邪路都不能走,進而帶領人民披荊斬棘砥礪奮進,成功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改革開放至今的歷史波瀾壯闊、可歌可泣。惡意抹黑這段歷史的聲音主要有兩種,一是否定我們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二是散布“中國崩潰論”。

      有些西方人胡亂貼標簽,說我們搞的是“新官僚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內也有人附和,說我們只是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姓“資”姓“社”的爭論由來已久,兩者其實有著明確分野。這么多年來,中國社會確實變化很大,包括產生新的社會階層,出現社會經濟成分等“四個多樣化”,但萬變不離其宗。必須看到,無論怎樣千變萬化,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沒有變,人民在國家的主人翁地位始終沒有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始終沒有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始終沒有變。共同富裕被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任務之一是打好脫貧攻堅戰,全體人民同步實現全面小康,一個也不能少。而資本主義是一種剝削制度,必然導致兩極分化,不可能提出更無法實現共同富裕。正如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所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達到或超過歷史最高水平,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貧富分化。這是西方社會揮之不去的夢魘。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出現問題在所難免,不能因為問題解決得不夠快、不盡如人意,就不分主次地懷疑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個完整概念,“社會主義”這四個字是定性的。我們僅用幾十年時間就走完西方國家二三百年才走完的發展歷程,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倘若我們真是在搞資本主義,中國就絕無可能取得今天的發展成就,相反,必然招致災難性后果。這層意思,鄧小平同志早就講清楚了。

      與“國家資本主義”等說法相比,“中國崩潰論”更接近或直接反映了西方的真實心態,無非是說我們沒有照搬西方那套政治制度,所以遲早要“崩潰”。眼下美國采用貿易、科技、軍事等手段加緊遏制和圍堵中國,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大。今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有人遂跟著起哄,詆毀新中國歷史,唱衰中國。也有人感到有點不踏實,流露出些許悲觀情緒。“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自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一直在涉險灘、克難關,一路風雨兼程披荊斬棘,從未被嚇倒、被壓垮。“中國崩潰論”喊了這么多年,中國非但沒有崩潰,反倒是這個說法在國際上成了笑柄。事實勝于雄辯,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無論從哪個方面看,當代中國都是在持續發展進步,并且發展得越來越好,而不是停滯,更不是倒退。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近期發布的健康公報,中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2018年為77歲,與1949年的35歲相比,增加了42歲。我國經濟總量在改革開放之初位列世界第11位,自2010年起超過日本,穩居世界第二位。近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達30%以上,超過美、日、歐元區國家的總和。說中國“崩潰”,無異于睜眼說瞎話。

      三

      國內發表歷史虛無主義言論的人是否都是蓄意反黨反社會主義?恐怕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注意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把握好尺度和分寸。不過,這類言論隨意涂抹、肢解歷史,甚至或明或暗地挑戰四項基本原則,確實觸犯了底線,決不能等閑視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危害極大,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傳播錯誤的歷史觀,顛覆了歷史,否定了現實

      這是最大的危害,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屬于釜底抽薪。

      改革開放對中國學術研究來說也是一個重大轉折。思想解放的推進,研究禁區的突破,日益開放的對外學術交流,新研究領域的開辟,新資料的整理出版,使歷史研究異常活躍,氣象萬千。以現代化歷程為視角來闡釋中國近代史便是一例,客觀上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使中國擺脫積弱積貧狀況,走向現代化,這當然是一種進步取向。不過,革命史、現代化史這兩條線索并非截然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現代化為中國革命提供了物質條件、醞釀了階級基礎,革命則是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必要前提。在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近代中國,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首先必須實現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也就是進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則,現代化終將是鏡花水月,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到底,反帝反封建是中國近代史的主線,這是無可置疑的。因此,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倘若按照歷史虛無主義的邏輯,隨意肢解、歪曲歷史,否定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否定中國革命的正義性、必要性,也就否定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豈不是歷史的大顛倒?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否定黨的領導,也就否定了新中國的歷史。現代化絕不等同于西化,近代如此,當代亦如此。我們得出歷史結論,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而西方卻把這說成是我們的最大“缺陷”,有意識地宣傳所謂“普世價值”,大肆攻擊我國政治制度,說我們是一黨制,不民主。國內也有人無視黨的執政成就,無視黨在從嚴管黨治黨上所作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無視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勢和特點,片面地以黨內存在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為由,肆意詆毀、否定黨的領導,提出“08憲章”,鼓噪“憲政民主”。在談到中共黨史時,歷史虛無主義者的言論十分露骨。早先是以海外為中心,以書刊形式,大肆攻擊污蔑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袖和開國元勛,如某保健醫生在美國出版的回憶錄充斥了捏造和謊言。近些年又有新變化,國內互聯網上的噪音雜音增多,人民愛戴的黨的領袖繼續遭到詆毀,各個時期具有標志意義的人民英雄也被惡搞、嘲諷。譬如,有人胡謅一氣,說張思德是“燒鴉片時窯塌致死”,抗日英雄群體“狼牙山五壯士”跳崖實際上是“溜崖”,劉胡蘭“精神有問題”,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純屬“虛構”,黃繼光堵槍口是因為“摔倒”,邱少云在潛伏中烈火燒身紋絲不動“違背生理學”,雷鋒是“自拍狂魔”、日記“造假”,等等。如此誹謗英雄、顛倒英雄形象,是對民族共同記憶、民族精神的褻瀆和侵犯,是在肆意抹黑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央電視臺某節目主持人在酒宴上輕佻放肆地辱罵毛澤東主席這令人瞠目結舌的一幕,正是在這種輿論氛圍下發生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與危害,由此可見一斑。法院就“狼牙山五壯士”等名譽侵權案作出公正判決,捍衛了法律的尊嚴,也捍衛了歷史的尊嚴。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道路的設計者、領路人和主心骨,否定黨的領導,也就否定了中國道路。道路決定命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道路還具有世界意義,說明廣大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找到一條不同于西方、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從而為縮小南北差異、解決發展不平衡這一全球性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歷史與現實充分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間正道,除此之外,中國走任何別的路都是絕路、死路。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歪曲、扭曲歷史則是十足的背叛和褻瀆。不敬畏歷史,不珍惜當下,我們就沒有未來,好不容易攢下的家底就會毀于一旦。蘇東劇變的慘痛歷史印證了這一點。蘇聯解體十年后,兩位俄羅斯學者專門寫有一書進行反思,分析西方如何以信息為武器進行滲透,對蘇聯展開心理戰,通過抹黑蘇共歷史在意識形態領域撕開缺口,最終操縱了公眾意識,導致蘇聯走向自我毀滅。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國是擁有近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共產黨是擁有9059.4萬名黨員的執政黨,這樣一個大黨大國,人心一旦散亂,勢必自亂陣腳,就會出大事。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國突出的政治優勢,而要保持這一優勢,就必須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就必須在全社會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堅決抵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中央一再號召全黨全體人民堅定“四個自信”,而歷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近一百年來,一代代共產黨人壯懷激烈慷慨高歌,帶領人民不懈探索與奮斗,繼走出中國革命新路后,又成功開辟并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進而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命運,近代以來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事實勝于雄辯,歷史不容歪曲。對于這段崢嶸歲月、光輝歷史,我們要始終懷有敬畏之心。正如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所說:“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輝煌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

      (二)嚴重扭曲了價值觀

      史家記述歷史,必然臧否人物,須分辨是非曲直。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秀傳統。世傳孔子編《春秋》,就講究微言大義,寓褒貶于行文敘事中,即所謂“《春秋》筆法”。孟子遂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一說。成語流芳百世、蓋棺論定或遺臭萬年,說的都是這個意思。歷史觀涉及對是非、正邪、善惡、進步與落后的評判,與價值觀密不可分。有什么樣的歷史觀,就有什么樣的價值觀。歷史虛無主義言論從學術層面講是膚淺的,歷史觀是錯誤的,因而價值觀是顛倒錯亂的。否定歷史發展的主線、主流、主旋律,顛倒是非、正邪、善惡、榮辱,就會使人失去對歷史的敬畏之心,不知鑒戒,導致價值觀扭曲。價值觀一旦混亂,必然做事沒有底線,為滿足私欲不擇手段。為官者如此,就會利令智昏,成為兩面人,置黨紀國法于不顧,棄黨性原則如敝屣,以致集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于一身,行為齷齪,進而嚴重污染政治生態、敗壞社會風氣。時下社會上有些人的價值觀很庸俗功利,判斷一個人是否成功,主要看兩點:做多大官,有多少錢,而不問官是怎么當上的,當得如何;錢是怎么得來的,又是怎么花的。“我爸是李剛”的段子,以及某對富豪父子被一些網民戲稱為“國民公公”和“國民女婿”,都反映了這種心態。社會上一旦崇拜或追逐權力、金錢的人多了,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現象就會滋蔓,乃至黃賭毒屢禁不止。一言以蔽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一旦泛濫,就會消磨我們的意志,瓦解我們的精神,腐蝕我們的靈魂。

      建黨近一百年、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之所以能攻堅克難砥礪前行,不斷鑄造輝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在于黨和人民有好的精神面貌,有崇高的價值追求,有理想信念作為支撐。1980年12月,即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引述毛澤東同志“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一語,強調全黨要學習和培養大公無私、服從大局、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等精神,并把這些精神推廣到全體人民、全體青少年中間去,使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中共十九大報告鄭重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在新時代走好新的長征路,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繼續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重視在青年特別是青年黨員中加強中國近代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共黨史的學習教育,倡立正確歷史觀,傳承紅色基因。

      (三)嚴重敗壞了學風

      如果說戲說歷史類電視連續劇在劇情上無厘頭、在典章制度等方面經不起推敲多少情有可原,那么,所謂正劇也出現大量硬傷就說不過去了。例如,太平天國在定都初期推行隔絕男女政策,即便是夫妻同居也是死罪,而電視劇《太平天國》卻穿插了許多談情說愛情節;該劇在公映前的宣傳海報甚至以“江山如畫,美女如云”為題,當時就引起嘩然。清初將京師周邊大片區域劃為“直隸省”,民國十七年(1928年)改稱“河北省”,該劇寫太平軍北伐推進到直隸泊頭鎮,字幕卻作“河北”。再如,時下一些博士學位論文在知識點上有不少硬傷,甚至有一些句讀錯誤、錯別字,連表述都磕磕絆絆。凡此種種,與隨意肢解、涂抹歷史之風大作不無關系。率爾操觚、不求甚解、膽大心粗,是兩者的共同特征。

      例如,前述《太平雜說》的作者承認該書僅是“一個寫歷史題材的散文集”,同時又自詡該書揭開了太平天國“被冷藏的真相”。作者倡議“隔行論史”,表示“不能論或不想論就短說,雜談,七嘴八舌”,認為“這對激活學術,大有裨益”。歷史是一面鏡子,讀史使人明智,大眾關注、評論歷史值得鼓勵和提倡,但要以正確的歷史觀為引導,否則有害無益。至于說短說、雜談能起到“激活學術”的作用,似乎有點言過其實。求真求實是歷史研究的首要前提,論從史出是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既然是論史,即便做不到充分占有資料、縝密考訂史實,至少也得掌握最基本的史料與史實,大體了解史學史和學界最新研究動態。倘若僅讀一點史料就貿然下結論,并且先有結論再拼湊史實作為依據,甚至在敘述史實時存在硬傷,所謂論史豈不等同于文字游戲?又有何嚴肅性、科學性可言?例如,曾國藩為了向清廷邀功,在奏折中捏稱洪秀全是在官軍猛攻南京時“服毒而死”。《太平雜說》不加分析地信以為真,譏諷洪秀全“在五十歲的盛年服毒自殺”,并且全書重復此說達十次之多。其實,王慶成先生《稀見清世史料并考釋》一書先于《太平雜說》出版,輯錄了洪秀全長子幼天王洪天貴福被俘后的多份供詞(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明確交待洪秀全是在城破前臥床九日“病死”。以雜說、戲說的方式寫翻案文章,片面追求轟動效應,語不驚人誓不休,這不但絲毫無助于推動學術進步,反而會混淆視聽、敗壞學風。此風可以休矣。學風絕非小事。毛澤東同志說過,學風和文風都是黨風。

      總之,對于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進行抵御,及時予以解析。要因勢利導,趨利避害。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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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編輯 - 劉小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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